1938年在上海组织社会救济和公益活动时，赵朴初成立了益友社，邀请了几位年长且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做理事。那些理事平日里都被人敬称为“某老”，一次闲谈中，大家便开玩笑地把一直陪在他们身边的赵朴初也叫作“赵朴老”。彼时赵朴初不过三十出头，这个最初的戏谑称呼却在社内传开，渐渐为上海社会接受并沿用开来，最终成为他长期被人称呼的雅号。

抗战期间和战后，赵朴初以实际行动在救济、宗教和社会服务方面建立了良好声誉。周恩来在抗日与国共谈判时期对他的工作有所了解，认为他不是靠空谈而是凭事实立信。1949年赵朴初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，有一次在一场宴会上因信佛而担心饮食问题，结果发现周恩来已事先安排了素席。这件看似细小的体贴，让赵朴初深受感动，也体现了周恩来对宗教界代表生活细节的周到考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处理进入新的阶段，周恩来主张由中国人自己负责宗教工作并鼓励宗教界参与国家建设。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成立，赵朴初被选为副会长，长期参与组织建设、人才培养与对外交流，成为宗教界与国家之间的重要桥梁。周恩来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，曾称他是“国家的宝贝”，但赵朴初心态淡泊，不以这些称誉自满。 千亿球友会

两人的私交也带着平易近人的气氛。一次在西花厅办公时，周恩来半开玩笑地问赵朴初为何四十出头却被称为“赵朴老”。赵朴初解释那只是朋友间的外号，周恩来听说他当初只有三十一岁便大笑起来，从此也常以“赵朴老”称呼他，称谓里既有戏谑，也有亲近与尊重。

在文化与政治领域，周恩来也多次为赵朴初的才华和贡献撑腰。赫鲁晓夫下台后，赵朴初写过一首讽刺诗引起关注，周恩来据此认为他应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亲自促成并在场为他拿来申请表，愿意作介绍人，这既是对其文学创作的认可，也是对他长期社会工作的肯定。

1966年文革爆发后，赵朴初遭受冲击，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与周旋下，未遭更严重的迫害。1967年他写下《四言·感遇》，诗中以寥寥数语表达对周恩来鞠躬尽瘁、忠于人民的评价。1976年周恩来辞世，赵朴初多次撰写悼念词，并在公开场合表示悼念不过是人民的共同情感，不必另加复杂化解读。 千亿球友会

“赵朴老”这一称呼，从当年的朋友戏称演变为对他品格、学问与操守的尊重标签。赵朴初一生恪守朴素与廉洁，不趋炎附势，在权力与风波面前保持直率与沉稳，这也是人们持续以那一昵称致敬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