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5月6日拂晓，西城区八道湾一间被临时当作杂物间的厨房内，82岁的周作人端着一碗玉米面糊，喝到半途便靠在一块铺在地上的门板上，胸口微动后再也没有起来。房门紧闭，只剩下煤气炉的余温。几个小时后，儿媳开门时轻触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。街坊没有围观、没有祭奠，最后由玉泉路火葬场完成了简单的火化，登记簿上只写着：周作人，男，生于一八八五年，职业“译者”。

他的晚景，与早年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反差。回到1949年秋，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之际，周作人致信周恩来，多处陈述自己过去保护李大钊子女、劝导学生、反对暴力等旨在自证清白的话语，并在信末以恭敬遣词请托“润之先生垂念”。毛泽东看过信后淡然道出：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，让他翻译书吧。于是他在一段时期内免于遭受清算，并有稿费入账；1950年代他的散文、随笔和译作陆续见报，“周氏译希腊”在文化圈也曾是一句玩笑话。

然而生活并不宽裕。与他相伴的羽太信子习惯挥霍，进口药品和昂贵食物频繁入账。1958年他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被拒，身为被贴上“文化汉奸”标签的人，公众与制度都难以给予他与常人相同的政治身份。他始终以“保存文化”“维持学术”为自己在伪代管时期留任的理由，面对责难常以“无可奈何”相答，期盼历史自有评判。 千亿球友会

1960年前后，他从出版社拿到的月预支稿费一度提高到四百元，但大部分用来接济亲友与照顾羽太家族，自己日常仍显拮据。进入六十年代，他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开始难以发表，以往靠着兄长名号获得稿酬的路子被堵，他只好把精力放到古希腊文学翻译上，收入骤减。1961年羽太去世后，周作人独自搬入昏暗小室，啃瓜子、喝清茶，埋头整理《知堂回想录》，书成时他在日记里写下对晚年的无奈。

1966年秋文革运动波及学术界，红卫兵闯入他的住处抄家，喊打一口号，指责他是“文化汉奸”。藤椅被砍碎，笔记和手稿被拖到院子里焚烧；有人质问他鼓吹“人道和平”是否为日寇开脱，他颤声辩解“过去不可追忆”，随后被打倒在地。家产被查封，他被迫在厨房角落支起一块门板当作床；偶有儿媳送来一碗糊糊，夜里他仍在残破的日记本上以铅笔勉强写下希腊文注释，字迹斜乱，处处透出“难以为继”的气息。

1967年初，他写信向老友交代译稿接近尾声、眼力衰退，愿早日完稿以了夙愿；四月曾梦见兄长鲁迅，醒后感慨“他还是有骨气”，周围人并不多懂他的独白。最终他在厨房里留下那碗未喝完的玉米糊，静静耗尽了生命。没有挽联、没有礼堂、邻里甚少知情，送葬仅用一块白布抬走遗体，厨房和那块被磨旧的门板留在了空荡的屋内。 千亿球友会

几个月后，他翻译的《希腊对话》手稿由学生辗转送交出版社，但文字艰深、标点紊乱，编辑在核对英德原版后大幅修订才付梓；成书后随时代变化渐渐淡出流通，旧本偶有现世，问津者寥寥。追溯到1918年，鲁迅署名的《狂人日记》由兄弟二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共同策划编辑，曾同为启蒙而奋斗；二十年后，两人的道路分崩离析：一人保持独立立场，一人被贴上汉奸标签。周作人走到生命尽头，未能等到公开的、能彻底翻案的那一天。灶间一隅的门板褪色、木屑随风落下，最终与院中老杏树下的尘土一同归于平静。